第2集：匠心——让知识有用有趣

科学技术书籍，它们在图书馆深处的书架上等待检索，在专家学者的书桌上被翻阅。它们与专业技术人员相伴，是当之无愧的工匠之书。一本科技书背后是默默发光的出版工作者，在选题策划、编辑加工、校对等数十道工序中精细打磨。他们追求实用性，在专业术语、繁琐图形中寻找意义。

北京的炎夏高温直达40度。在一间厂房里，有个人戴着安全帽，手捧一本手册。她是这里技术人员的老朋友，一名科技书编辑，从化工机械专业毕业后，热爱书籍的王晓洁进入机械工业出版社，从业16年以来，已担任300多本科技书的编辑工作，其中工人技术读物占多数。

科技书以专业性和实用性著称，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机械工业出版社生产的工人读物就为生产一线化解了书荒危机。现在仍有许多编辑沿袭传统，开发一线技术人员使用的书籍，这些书的诞生起点不是他们的灵光一闪，而是一个求真务实的漫长过程，是从0到1的迈进。

对于编辑们来说，有个在选题环节至关重要的人物，无论严冬还是酷暑，都要去拜访。

郑文虎是与机工社合作多年的作者，普通工人出身的他，通过不懈钻研，推广技术革新250余项，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如同行走的技能宝库。

然而想要与严谨的专家学者合作并不容易，要经过专业水平和人品的双重考验。

“我对编辑要求特别苛刻，下面（做改动）必须给我注出来，要不注出来我拿着书稿就跑了。我对效率要求是比较高的，我这个年纪也比较大了，我今天活着明天没准就没了，等不起。”（郑文虎，机械工业出版社合作作者）

作者有作者的坚持，出版有出版的规范。但是拥有准确及时传递知识的共同目标，他们惺惺相惜。

“技术工人要错了改不过来，头发丝的几十分之一，要加工，超差了，它就是废品。”（郑文虎）

八年前郑文虎得了重病几乎瘫痪，在那之后，他每天坐在小书桌前，把自己的技术经验写成信赠给学生，渴望回馈社会。机械工业出版社的编辑们听闻后找到他，让隐埋其中的技术宝藏得以广泛传播。

为了让像郑文虎这样的作者熟悉写作规范、出版流程等知识，出版社专门编写了一本《作译者手册》，为作者减轻负担。这些年王晓洁已经把拜访专家作者当成一种习惯，她慢慢获得了郑师傅的认可，甚至成为了忘年交。共同策划出版《机械加工现场遇到问题怎么办》等实用书籍，在技术人员中广受好评。

“这书稿一个是看书学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跟编辑学的，我之所以能写书，在某种意义来说和编辑的帮助有直接关系。”（郑文虎）

在知识传播的另一端，读者需求始终是编辑策划工作的指南针，也是书籍创意的来源。2014年王晓洁担任长寿科技书《机械工人切削手册》的修订工作，一次偶然机会，她从作者家属那里得到一封手写信，信里记述了该书第一版编辑张斌如开展策划工作的故事。

“张斌如老师他们在编写第一版切削手册的时候，做了大量的调研和准备的工作，一个人上机操作，一个人记录。”（王晓洁，机械工业出版社副编审）

信中还写道，在交通还不便利的1969年，他们走进分散各地的工厂与技术人员形成三结合小组，收集他们的意见。这个大胆创新的举措让科技书又向读者迈近一步，读者不再只是读者。

凭借这种求真务实的信念，《机械工人切削手册》这本64开的小手册，从1970年出版的第一版到最新一版，一直是中国最畅销的工人技术手册。

“咱们这本《机械工人切削手册》，从我年轻时从事这个行业开始，包括后期给学生上理论课，经常不间断地在用，因为有很多高端制造，你没有这个基础知识，你对加工的理解可能就会很浅显。”（乔向东，高级技师、教员）

现在王晓洁和同事们正共同努力，让这本书走向新的篇章。

“其实我们现在开发数字化手册，就跟张斌如老师他们当初策划第一本《机械工人切削手册》是一样的，继续为工人们量身定制，继续为他们服务。”（王晓洁）

挖掘作者、调研需求并非一件易事。科技书种类繁多、专业性强，编辑们往往多个选题齐头并进，贯穿生产到销售的每一个环节，在这个开拓进取的时代，科技书编辑们都选择了奋斗的路。他们在奔波中兑现跨越70年的承诺，给读者最实用的科技书。

“一块美玉交到你手上，你根据这块玉的质地、形状、皮色等等，你要有个创意，要雕一个什么东西更合适呢？其实我们编辑工作，很重要的一块就体现在这儿，是你的创意，你的思想性。这本书成与不成，可以说大部分因素取决于前期的这些东西，你功课做得够不够，本身就是一个打磨。”（王霄飞，机械工业出版社编审）

在科技书里，每一个细微之处都会直接影响到生产实践。机械工业出版社作为新中国第一家科技出版社，产品一直保持着专业实用权威的口碑，编辑审读加工能力起了很大作用。

“作为一个编辑，最开始是要拿红笔来改稿子，就像老师来判卷子一样，哪些该改哪些不该改，你还是要认真地去琢磨去思考。这里面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有一个提高的过程。我们当时组里面有很多老编辑，这些老编辑都会言传身教地告诉你，慎拿红笔，学拿红笔，这是一个匠心的体现。”（韩雪清，机械工业出版社编审）

学拿红笔，慎拿红笔，这句朴素的感悟背后是他们怎样的心路历程。过完87岁生日，孙流芳把一生积累的资料书籍送给了年轻朋友，自己只留下编辑生涯的回忆。

它们记录着孙流芳从1973年进入机工社以来的点点滴滴，记录着他和工具书编辑工作的缘分。孙流芳最初的梦想是做工程师。他毕业后在天津设计过电气装置，在西安开发过电控装置，因为工作出色，1963年他来到首都北京做技术管理，是那个时代的闪光青年。

然而风云变幻，就在一切触手可及时，孙流芳被调到湖北深山里开柴油发电机，守着一台机器，一守就是5年。在人生迷茫的时候，科技书出版工作为他打开了一扇门。

“后来陈所长说你到情报所来吧，搞编辑工作，我是觉得这个工作挺适合我的，因为（我在）过去工厂里是搞设计、搞技术工作的。”（孙流芳，机械工业出版社编审）

科技报国4个字，让脱离社会生活已久的孙流芳重拾热情。这一年他已经38岁，决定像18岁时那样放手一搏。

然而刚开始工作的编辑都需要跨过审读加工这座山，科技类书稿专业性强、难度大，涉及知识面广。哪里该改，改得对不对，孙流芳不敢轻易拿起红笔。

“电工的话，它都有一套一系列的国家标准，注音号、文字号、名词术语都有好多，你比如一个图号是不是对应起来的？你引用了一个公式，这个公式是不是你文里所说的内容？不仔细核对，你就发现不了错误，所以我经常跑到我们资料室去核对。”（孙流芳）

5年的山区生活，让孙流芳不惧寂寞，不缺耐心。但是这些只是科技书工作者对自己的基本要求。孙流芳面对的第二座山是知识的高山，科技书内容随技术发展不断细分更新，想要做好，就要有活到老学到老的觉悟。

“我下放了以后回到所里，那时候明显看到有好多新技术。镇流器已经淘汰了，原来很大的圆桶，现在变得比半导体还小。接触了这个工作，也感到很多知识不能满足工作需要。我是参加了电子技术方面的一些课程、数控这些个新的知识来充实自己，也要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的思想概念，所以必须引进一部分图书来出版。你作为一个编辑，你要把关。所里也办了一个英文班，还办了一个日文班，反正有学习的机会，我是争取参加来提高自己。”（孙流芳）

工作需要什么就学什么，学什么就精通什么。孙流芳在不知不觉中学习了数控等新兴技术、三国语言、计算机。1986年，还圆了当高级工程师的梦想。只不过这一次，一切都是为了把这支红笔用得更踏实。

孙流芳先后参与编辑《电机工程手册》《电气工程师手册》等著作，参与编译过国外技术标准，成为首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之一。

让孙流芳最难忘的不是个人成就，而是当年的手册部队。1979年孙流芳曾作为手册组的年轻人，见证了两大手册的诞生，让他感受到科技书编辑群体的力量。

“这张照片是在我们这里百万庄南街1号拍的，大部分老同志百岁了。咱们老机械部的副部长沈鸿，他也是一个机械的专家，他对科技知识传播很重视，所以1972年他是提出来要编两大手册，部里领导亲自来参加组织这个工作。”（孙流芳）

当年的这支手册部队就是为我国工业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两大手册编写组，孙流芳当年见证的就是其中《电机工程手册》这部经典巨著的诞生，在这样的集体中，每一杆笔都越来越有力量。

学拿红笔，慎拿红笔是一句沉甸甸的嘱托，也是他们想要传递下去的人生态度。

“我们已经传给了中年编辑，年轻的编辑，他们等于接了班。将来我们寄希望在年轻编辑，他们成长起来以后，我们出版社的发展，国家的发展要靠着年轻一代了，我们可以讲已经是完成了应有的一些历史任务。我们的这些经历，许多的苦，都是值得我们付出的。”（孙流芳）

科技图书出版经过长期历史沉淀，已经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生产流程。从出版社ERP系统中可以看到，这就像是一场精准传播科技知识的接力赛，环环相扣。编辑发稿之后，新的赛程即将开启。

这场接力赛中重要的一位领跑员正在5号线上飞驰着。贾立萍是一名资深校对员，这个外人看来板凳一坐一辈子冷的职业，她却乐在其中，甚至在退休后仍重返岗位，每天赶地铁上班。

科技书加工中遇到疑难杂症，同事们都会向她请教。“我太执着了，没有别的想法，我就太爱这工作了。”（贾立萍，机械工业出版社副编审）

随着近几年影视剧中校对员身份的出现，大众逐渐对校对这个平平无奇的工作产生好奇心。一本书稿要历经三审三校一读，为核心编辑流程纠错把关。一校对照原稿、标记疑问；二校填补遗缺、统一体例；三校清理差错、确定版式。科技图书的校对不仅要注重文字信息，更要关注数字、图表、公式、版式等元素，使原本就磨人的工作又增加了一份繁琐。

“工具书有个表，它是双单面的表，需要排页，但工厂说排不了，因为都下班了。后来编辑给我打电话，说你看这怎么办。我就把他这个书用剪子给剪好了，重新校样。就像剪裁一件衣服似的，把袖子搭好，扣子应该搁哪，兜应该搁哪，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就觉得给人解决一个问题，我心里就特别高兴。给人解决一个问题，就特别有喜悦感。”（贾立萍）

鲁迅曾经感叹，校对和创作的责任是一样重大的，他曾经为了校对工作彻夜不眠，可见这项工作有多繁重。

“有一次特别地忙，10点多钟我们家那位在101总站那接我。他一见我，我说你今天别理我，他说为什么？我说你别说话，我今天特别地烦，就是把自己累到一定程度了。他说你能不能把自己放松一点，我说我觉得我要干工作，要不就干好，要不我就不干。”（贾立萍）

40年间，科技书校对工作的价值和魅力慢慢浮现，校对的本质是一门打磨书稿的工艺，校对员们各怀十八般武艺。

机工社于1953年首创折校法，代替了一字一句读校，它不止可以用于校对文字，也可以用于图、表、公式。像这样为科技书量身定制的工艺不止折校法。1954年机工社创制的制版缩尺问世，大大提高了绘制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并在出版界普遍推广。

出版行业由铅与火进入光与电的时代，很多科技书出版手艺逐渐消失，不过他们留下的底蕴和技巧仍然影响着科技书工作者。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匠心精神、一个传承。能完美做好了，我就去做好。”（贾立萍）

校对的意义是整个流程赋予的，就像一场接力赛一样，任何小环节都是前一环节的延续、另一个环节的开始。

“出版要经过很多的流程，尤其是科技书和我们一般的文学类图书还不太一样，从开始编辑加工三审以后到出版中心来，最开始是要进行描图的，然后要进行排版，排好了要进行书稿的校对，同时我们要做封面设计和版式设计，书稿的文件整理好了以后才会到印刷厂去印刷。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质检的流程。”（韩雪清）

科技书出版背后有一套经过层层打磨的严密体系，它串联起每个环节，确保生产有条不紊。

“一本新书从策划开始到最后出书，应该有几百个节点在我们ERP上。早期出版社在没有电子化的时候，我们是手工记录每一本书的到哪个流程，什么时间到哪个节点，现在数字化了，我们上了ERP，前期上了一期的ERP，现在去年我们又升级了二期的ERP，所以我们整个生产过程现在都是电子化了，都是在ERP上做记录了，这样我们不管是查询、统计、分析，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基础。”（韩雪清）

只有这套系统足够缜密，每个贾立萍才能够见到她们的最终成果，才能在平凡工作中找到动力。

“人有时候做工作，不见得要做得高大上，你只要干好了，平凡的东西也能干出不平凡的事，说一句实话，你看看一本书全部出去了，这不都是成就吗？小工作就是一个大事业。”（贾立萍）

“其实，今年已经是我退休的第九个年头了，明年应该是第十个年头了，这工作你说让我一下不干了，还有点舍不得，而且跟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起，我觉得也挺好的。我用我的经验，他用他的学识，我们融洽在一起。”（贾立萍）

“出版工作其实它是一个传承的工作。这颗匠心不管是对老同志还是对年轻同志，它都不遥远，都在身边，就在我们具体的每一项工作当中。”（王霄飞）

“匠心就是严细的工作作风。”（郑文虎）

“（匠心）就是为它去钻研这个工作，舍得为它花工夫。”（孙流芳）

层层审读，层层把关。科技书工作者的匠心体现于细节，服务于实干，文字的力量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无数工人以及专家学者的心血凝结、远扬。

如今87岁的老编辑孙流芳每周都要去参观游览，他告诉我们，祖国日新月异的建设中，有他们。

看不到摸不着的匠心，就跳动在字里行间，被读者捧在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