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集：恒心——知识企业创世记

1956年是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发出了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号召，点燃了无数知识分子科技报国的雄心。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国务院委托有关部门开始拟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周总理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你们工作几年，怎么连个科技情报部门还没建立，你们的仗是怎么打的？”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1958年9月，在时任副部长汪道涵的主持下，第一机械工业部技术情报研究所成立。张伯涛为所党委书记兼所长，施泽均为副所长，新中国第一家专业科技情报研究机构就此诞生。

情报所成立之后，随即配合“大跃进”、“赶超”和机械化半机械化运动，编写翻译了成套参考资料，组织了全国机械工业“土”设备展览会、万人接力推广队，以及各种专业性的、地区性的现场会、观摩会、经验交流会。

三年困难时期，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又为发展国防尖端所需九大设备的研制，为铁路车辆轮毂轧机的设计，为石油工业5朵金花的消化等提供了大量情报服务。

这一期间，同属于一机部的机械工业出版社，也配合大规模经济建设和老厂整顿改造，先后出版了相关书刊3000多种，出版的图书从部长办公室到工厂车间、学校课堂，为机械工业从修配到制造，从仿制向自行设计发展，及时供应了“软件”。

1970年，原一机部决定机工社、原成套局展览办公室和产品样本室并入情报所，原八机部情报所撤销，一部分人员调入情报所，对外可根据需要，分别以情报所和机工社的名义开展相关工作。

自此书、刊、文献三江交汇，情报与出版两军会师，他们从各自的轨道殊途同归，共同担负起机械工业科技知识信息积累和传播的光荣任务。

所社合一，虽源于国家一纸行政命令下的机缘巧合，却为机工今后复合发展构筑了独特的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社合一之初，正值十年浩劫，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72年兰州会议的召开，工作才在困难的环境下逐步缓慢地恢复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否极泰来，所社各项业务重新步入正轨，机工的事业重新走上了康庄大道。机工人用满腔的热情和心血，争分夺秒，日以继夜，从“牛棚”直接回到办公桌前，努力找回失去的大好时光。

情报网站系统的建立、文献检索系统的搭建、《国外机械工业基本情况》的编写、两大手册的问世，新技术交流推广活动的组织都在这一时期蓬勃开展起来。

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所社已构建多层次、多形式的服务体系，形成了一个“知识信息综合体”，标志着机工复合发展的架构雏形初步显现。

1993年的一天，一份报告摆在了副所长陈瑞藻的桌前，这份报告来自二编室的一名普通编辑温莉芳，她主动申请要开发计算机类图书。

“我当年是年轻的编辑，当年的编辑前辈就讲，实际上我们出版社应该是最早出版计算机图书的出版社，曾经在80年代初就有几本计算机专业的教材。90年代初，国际上信息高速公路以及数字化地球等等新的概念出现，已经形成了一场信息革命。我所接触的机械专业的作者，包括我们平时联系的一些学者，（我）受到他们强烈的感染，他们的启发和他们的一些具体的建议，而且我们所面向的机械行业也有很多的工程师在学习计算机，所以我感受到，我们出版社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温莉芳，机械工业出版社编审）

时钟拨回到1992年。这一年岁首，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发表系列重要讲话——“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这些振聋发聩的话语成为引领一代改革人开拓前进的号角。

同年新闻出版署发出了关于调整科技出版社出书范围的通知，明确科技出版社的出书可以立足本专业，面向大科技，并强调要坚持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为科技的开发积累和传播，为促进科学技术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服务。

彼时的中国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渐入人心，人们对于前沿科学技术知识和先进文化经验的渴求不断高涨，彼时的书业，开启了从“书荒”到“书海”的蜜月期，图书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彼时的机工围绕机械行业和机电领域深耕多年，也正面临着理念转变、业务转型、能力提升的多重挑战。所以当温莉芳的报告提交上去之后，陈瑞藻就只说了几个字：“小温呀，可以先干起来。”

这关键的一步又是如何迈出的呢？

“当1995年咱们社决定把计算机图书作为一个重点出版领域的时候，清华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和人民邮电出版社，当时已经是三足鼎立、三分天下，大众类的、基础类的图书占据了非常大的市场份额，那么服务于专业人员的图书确实在市场上不多见。我们出版社是非常专业的出版社，从建社之初，我们就把服务于专业技术人员作为我们的立足之本，所以我们当时就确定把计算机专业图书作为我们的重点突破口。”（温莉芳）

高端进入的打法，成为了机工打入计算机图书市场的一剂强心针。谈起当年曾出版过的计算机高端图书，温莉芳找到了当年的发稿记录，如数家珍。

“这是当年出版的一批书，从这中间可以看到，我们为什么说以专业图书作为重点的突破口，我们当时之初就出了一些在当年相对是比较专业，当然现在看来不那么高深的书。像《WindowsNT网络》，我印象中我们当年每个月都要发稿将近30本。”（温莉芳）

这些定位精准的高端图书一经推出就广受好评，立足本专业、面向大科技，如同浩瀚汪洋中的一座灯塔，给探索多年的机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总方略确定后，机工采用不同战术进行落地。经管、计算机领域的“高端进入”打攻击战，建筑领域的“边缘切入”打侧翼战，汽车领域的“孵化扩张”打游击战，教材领域的“联编共用”打保卫战，心理领域的“科学实用”则综合运用了几种战术。

“我们一方面通过引进国外知名出版社的专业技术图书，另一方面积极地扩大本土化的战略，以每年300种这个规模出版专业图书，到1999年我们社的计算机图书在计算机图书市场上的占有率就达到了百分之十，跻身计算机图书出版四强之列。”（温莉芳）

从0到1，再到全国四强，取得这样的成绩，又经历过怎样的探索呢？

（翻阅名片盒）“这是名片，北京的学校在这儿。因为我在北京，所以拜访、结识老师也比较多比较方便。”（温莉芳）

温莉芳耗时十几年，把上千张的名片按照省份、学校、机构分门别类，还有层叠累累的参会证，这是她持之以恒的累积，也是以她为代表的机工人为拓展图书领域而踏遍大半个中国的印证。

“其实这20多年始终投入在工作上的时间非常多，很多的学术会议都在周末开，那么我们经常是周五出去，周日晚上回来，周一继续上班。我印象中大概最长一次连续有7周的时间，一天都不休息。”（温莉芳）

正是有了机工人敢拼、敢闯和敢为人先的付出，通过跑马圈地，机工逐渐形成了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新布局。到2002年，实现了从传统机电领域到多个工程科技出版领域的战略性突破。到2012年，实现了工科教育出版的跨越式发展，形成了覆盖多层次多学科的综合教育产品体系。

到2022年，实现了科学心理、科学生活领域的拓展，并正在工业设计、文创产品等新的赛道上展开探索。

回顾这段历史，立足本专业、面向大科技是机工始终坚持的工作定位，也是机工70年发展锚定的行动方针。

“每本书都凝结了很多心血，出版界的前辈陆费逵先生就说过，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得不希望教育的进步，我们希望教育的进步就应该希望我们出版业的进步。所以作为出版社，我们应该把最先进的、科学前沿的成果，以及最先进的理念，介绍给高校、学生，介绍给工程师，这样对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对国家的人才的培养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我们出版工作的基础、起点。”（温莉芳）

2011年，移动互联网的冲击波扑面而来，每一次传播方式的变革都极大拓展了人们获取信息的边界。一时间，人们迅速减弱了对纸书纸刊的依赖，机工也不得不面对传统业务下滑的现状，尤其是纸质期刊的发展模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

这种巨大冲击带来的不确定性，一度让机工人陷入到对未来的焦虑和迷茫中。此时没有人会想到，一条看似普通的微信推送会带给机工人怎样的认知冲击。

“说起这条微信，对于我来说触动真的是太大了。虽然已经过去了8年多的时间，但是每当想起的时候还是历历在目。这条微信是在2014年2月26号的下午，我们机工传媒金属加工杂志社主办的‘第三届用户满意的切削刀具品牌’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当时我们金属加工的微信号只有2300人的粉丝，我们在第二天发了一条关于这次活动获奖结果的一条微信，没想到仅仅几天的时间转发就接近了600次，然后阅读人数超过了9000次。能有这么高的转化率，当时我们真的是被震撼到了，一下子让我们感受到了微信巨大的传播力，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微信有可能对我们未来的传播与服务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栗延文，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编审）

当年这条微信推送让栗延文久违地兴奋起来，一个有些大胆的、关于粉丝扩张的蓝图，在他的脑海中慢慢绘制起来。

“2014年年初的时候，当时我们的粉丝只有1500人，那时我们给自己设定的年度目标是6000人。非常可喜的是，在4月11号，我们杂志社全面部署微信工作以后，仅用了20天的时间，这个目标就已经实现了，所以我们不断地调整目标。2014年6月17号，我们粉丝超过了2万。2014年9月17号的时候，我们粉丝达到了5万人。当时我召集大家开会，研究新的目标，我提出能不能到年底冲击一下10万的目标，其实包括我在内，没有人相信这个目标能够实现。但是到了12月19号，10万粉丝的目标真的实现了。就是在短短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边，我们从1万到了20万。我们目前的粉丝，已经有52万2700多名。”（栗延文）

在微信平台超乎预料的传播效果，深深触动了机工人。移动互联网带来的不仅有冲击，也让机工传统媒体的业态生发出了许多第一次。

“我们杂志社展会直播的首秀，是2017年4月17号开始的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机床展览会。2017年3月16号，《金粉讲堂》首播。11年前，2011年在株洲举办的先进制造与工具创新应用研讨会，这是高端访谈的场景，高端访谈是会议当中的一个重头戏。（介绍照片）这张照片是我们2017年4月18号，我们金属加工App首发留下的一张合影。”（栗延文）

与此同时，机工各产业以媒体融合发展为手段，加速业务转型，在各自赛道上努力探索前行。图书产业积极探索在内容生产、管理、营销等全产业链上的数字化转型，通过全方位数字化实现全流程创新。期刊产业积极构建五位一体的全媒体业务运作方式，推动从纸媒到全媒体的融合创新发展。数字出版产业，快速推进天工讲堂、专业数据库、工程科技数字图书馆、数字化手册等重大项目，着力开发原创硬核资源，构建中国自主的现代工程科技知识体系。

机工人所走的是前人从未走过的新路，每条赛道不一定布满鲜花，但一定有荆棘相伴。

“在七八年前的时候，我们参加一些期刊或者是互联网的会议时，常常听到一些‘传统媒体人做不好新媒体’、‘新媒体是传统媒体的掘墓人’等等这样的一些说法，当然是非常不服气。但仔细想一想，如果传统媒体人不能从认识上拥抱新变化，不能从技能上去逾越新的障碍，那么新媒体就真的是传统媒体的掘墓人了。”（栗延文）

时代的浪潮滚滚袭来，机工唯有快速变革才有资格迎接曙光。面对新时代全媒体融合发展的生产要求，机工开启了一场自上而下、触及每一位机工人的复合人才的培养之路。

“拿起笔能写，拿起手机能拍能剪，拿起话筒能讲、敢讲、会讲，从传统的机工人转化为全媒体复合型的人才，应该说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栗延文)

数字媒体部的张磊就从一名普通的设计人员蜕变成了很多人口中全能的“张工”。跟随着他的脚步，这里看似只是忙碌的编辑办公区，然而在这尽头还有着另一番景象。

“这块就是我们的拍摄工作室，这边比较乱，因为我们最近又来了点新设备，然后平时主要的架子什么的都堆在这边，我们一般在屋里，大家探讨东西比较方便，然后包括一些出差的方案都是在这里探讨的。这块绿布就是我们经常做论坛、讲堂用的主要背景，我们长期挂在这，拍摄、合成起来比较方便一点。”（张磊，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编辑）

出差早已成为他们的家常便饭，而出差之前的准备工作——收整行囊——则充满了仪式感。

“我们原来带一个小包就可以，然后现在最少得带一个大包，再加上一个拉杆箱。这包只能勉强先把电子的设备装进去，一般先带一个单反，放完一个设备之后，再拿两台摄像机，最少得带两台机器。原来我们带一台机器就行，后来做的东西越来越多，带的设备也越来越多，最少得保证现场有双机位，然后有时还会有移动拍摄的要求。做直播之后，我们就都得带上网络的设备，比如网络直播用的编码器、手持迷你云台。为了拍跟拍的画面，单反还要装上一个大型的手持稳定器。”（张磊）

媒介技术每前进一步，他的背包就增重一分，技能要求就抬高一阶。

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迭代，正深刻重构着信息知识的收集与传播方式，也正深刻重塑着机工的业态和生态。媒体界限融合，传播渠道多元，让现在比任何一个时代的媒体图景都更复杂多变。不断进化的背包，既是金属加工积极顺应时代潮流，以数字媒体为核心的全媒体之路的积极探索，也是新一代机工人持续推动五大产业融合发展的一个生动注脚。

“回顾我们全媒体转型发展的历程，我们也深刻地体会到，如果没有持之以恒的决心，我们很难坚持到今天，也可以说我们取得的成绩都是一点一滴熬出来的。不论传播方式怎么改变，但是立足工业服务工业，这样的坚持是不会改变的，这就是我们的恒心。”（栗延文）

如果说科学技术出版社是机工的第一个起源，1958年技术情报研究所的成立则是机工的第二个起源。

机工社成立之日，一机部部长黄敬就提出：“机械工业需要什么就出什么，不要赶时髦，不要追求利润。”

情报所成立后，张伯涛所长也把“有求必应，有问必答”8个字，树为全所的服务目标。情报和出版都带有技术立业的鲜明特征和工程科技的先天基因，与整个国家和工业发展的命运紧密相连。

70年来，机工致力于工业文明在中国的传播，从所社合一之初的书、刊、文献到“知识信息综合体”，再到信息、出版、传媒、分销、数字五大产业，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形式如何变化，机工坚持立足行业、服务行业，坚持守正创新的恒心始终没有改变。机工立志于集知播识、科技报国崇高事业，正在不断超越知识经济的边界，续写基业长青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