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集：初心——科技出版启蒙者

时光回溯到1952年12月20日。在这座简陋的办公楼前，一群心怀理想的开拓者亲手为新中国第一家科技出版社换上了新匾，机械工业出版社正式成立。

在革命年代的红色烽火中萌芽，在国家新生的开拓创业中扎根，在蒋陈科技出版思想的浇灌滋养下生花，绽放的是始终如一、历久弥坚的炽热初心。

1945年冬天，国共两党已签订《双十协定》，约定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即，政治活动空前活跃。各界民主进步力量纷纷赞成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组建联合政府，科学界很多爱国、进步人士也加入了斗争行列。

为了使科学界的正义呼声和进步的科学思想得到传播，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蒋一苇、陈元直等人创办《科学与生活》月刊，于1946年元旦正式出版。蒋一苇与陈元直正是后来机工社的主要创始人。

以“学习现代进步的科学，创造民主幸福的生活”为办刊宗旨，《科学与生活》不仅发表普及科学知识的文章，还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角度讨论科学问题，并号召科学工作者们为推动社会进步、建设新的中国而努力。郭沫若、梁希、潘菽等著名爱国学者都曾在其上发表过文章，为宣传党的主张、团结广大科学家及科技工作者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随着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科学与生活》仅出版了9期便被迫停刊，但作为党领导创办的第一本科普读物，也是当时党领导下唯一一种面向科学界的刊物，《科学与生活》无疑成为党的科技出版事业的先声，也成为机工创始人科技出版事业的萌芽起点。

1949年初，因《挺进报》遭破坏，蒋一苇流亡香港，在三联书店负责科技读物编辑工作。巧合的是，蒋一苇在此遇见了同样因地下活动来港避难的陈元直。旧友重逢，畅想未来，二人不约而同地谈及全国解放后如何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

陈元直认为将来搞经济建设，光靠科学不行，更重要的还要发展技术。他建议蒋一苇筹办一个《科学技术通讯》，以传播科学知识、交流技术经验。这一提议得到了蒋一苇的赞同。或许这两位正值而立之年的年轻人都不曾想到，这次重逢碰撞出的火花，点燃的将是新中国科技出版的第一缕亮光。

随后，北平和平解放，三联书店总管理处迁至北平。为适应当时形势发展需要，三联书店在社会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分别创办各自刊物：前者是为满足广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需要而创办的《学习》，也就是今天《求是》的前身；后者即是根据蒋一苇的建议，为配合工业建设、发展科学技术的需要而创办的《科学技术通讯》。

1949年10月1日，《科学技术通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同诞生。这是新中国的第一本科技期刊。《科学技术通讯》以《科学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为题的发刊词，明确表明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办刊方针，强调科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科技工作者与生产工人相结合。蒋一苇、陈元直香港重逢时的梦想，此刻终于得以成真。

《科学技术通讯》创刊后不久，当时的国家出版总署决定以三联书店人员为基础建立一批专业出版社，其中以《科学技术通讯》编辑部作为基础组建成立科学技术出版社。

在蒋一苇的建议下，中央重工业部将陈元直从中南调到北京参与筹建工作。这对革命战友再一次并肩战斗，携手开创新中国科技出版的历史。

“我父亲他1950年到北京以后，可能就没回武汉，确定留在北京，然后我跟我母亲和妹妹坐火车从汉口到北京，他在重庆的时候和蒋一苇办过一两期杂志，有做这些事情的愿望。到了北京，他在北京重新入党，然后联系上蒋一苇，就留在北京，办科学技术出版社。”（陈延恭，陈元直之子）

1950年7月1日，科学技术出版社先于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其他专业出版社，从三联书店中正式分离创建。新中国第一家科技出版社自此诞生。

科学技术出版社由三联书店和中央重工业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三方合办，并成立了由重工业部副部长刘鼎、全总生产部部长董昕、三联书店总经理邵公文以及蒋一苇、陈元直5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刘鼎任主任，蒋一苇任社长兼总编辑，陈元直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这样的安排是为了使出版工作更好地与生产实际相结合，这也成为了此后机工社坚持不懈的出版方针。

建社之初，全社只有蒋一苇、陈元直在内的十余人，办公场地则是借用重工业部宿舍的一角。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所有人心怀创业的兴奋，和对未来的憧憬，全心全意服务工人阶级开展出版工作。

此时正值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业建设如火如荼，广大工人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生产建设当中。

为更好地为工人服务、提高工人文化技术水平，助力新中国建设，1950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周年之际，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第一本工人技术读物《机械工人》正式创刊。

与此同时，建社之后的第一批6本图书也顺利出版。

正是在革故鼎新、改天换地的创业时代，机工创始人们为新中国科技出版开拓奠基，也扎下了科技出版与生产实际相结合的机工根脉。

作为新中国最早的专业科技社，如何做好科技出版工作，没有先例可循。从哪里入手又该如何开展呢？蒋一苇、陈元直等做了大量的启蒙性、开拓性工作。

与生产实际相结合，是早已确定、坚定不移的出版方针，但面对工业生产各个领域中众多的技术问题，怎样使书刊发表的文章能切合实际需要，确非一件易事。

蒋一苇提出：“所能想到的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拜读者做老师，把出版的刊物送到读者面前去请教。”“重视与读者的联系和为读者服务的工作，发意见表，开座谈会，替读者解答问题”，“逐渐懂得了工人要的是什么，不要的是什么，说得简单一点，就是能够联系生产实际，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知识，他们要；不切合实际，距离他们实际太远的，他们不要。”

为了更好地联系生产实际，编辑们轮流下厂、下科研单位，接触读者、了解读者需要。

通过走群众路线的办法来组织稿件，《科学技术通讯》《机械工人》刊登的文章因为来自实际、切合实际而受到了广大工人的热烈欢迎。

《人民日报》在1950年11月14日第6版中曾经这样介绍《机械工人》：“科学技术出版社所出版的《机械工人》月刊，自十月一日创刊以来，因内容都是机械工人所最需要的技术知识文章，所以受到全国各厂矿机械工人热烈的欢迎。”

科学技术出版社最早出版的6本图书中，有5本都是实用性的工人读物；之后出版的“机械工人活页学习材料”丛书以小册子形式介绍基础知识，一本书集中解决一个技术问题，更是畅销数十年，累计销售1000多万册。

除了与生产实际相结合的出版思想，蒋一苇还时常向广大职工讲述邹韬奋先生办生活书店的经验，《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一书是当时编辑们人手一册的必读教材，更是直接继承邹韬奋先生团结作者、服务读者的优良传统，将出版社办成作者之家、读者之家。

刘仙洲、李酉山等著名专家教授都是出版社的座上宾，马恒昌、倪志福等全国著名劳动模范都是编辑联系密切的亲密好友。很多作者都利用晚上的时间到出版社喝杯水、聊聊天，外地的专家到北京开会大都要抽时间到出版社来看一看、走一走，很多技术工人也正是在编辑的鼓励和指导下，后来成长为了作者。

蒋一苇在与作者的接触中发现很多科技作者对写作没有经验，而且许多人是第一次动笔，于是亲自编写了《作者手册》作为培养作者写稿能力的工具，成为业界首创并传承至今。“

《作译者手册》中的格式、体例，是我们在编辑工作中的重要参考。比如我们在整理目录的格式方面，在附录的格式方面，书稿的章节体例方面，也可以按照《作译者手册》的格式去进行规范，发挥我们手边工具书的作用，使得我们的书稿更加规范，更加准确。”（牛新国，机械工业出版社编审）

作为一个为读者信任的出版社，怎样才能无愧于读者？陈元直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保证图书的质量。科技图书出现失误，有时哪怕只是一个字或一个小数点，都可能给生产实践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他一直强调，质量问题虽是老生常谈，但非谈不可，常谈还要出问题，不谈就更不得了。

“我上高中的时候，把数学用表丢了，当时四位的数学用表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的，我父亲说没关系，我给你找一本，就是咱们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的中专教材，六位的数学用表。我就说这中专的，数据准不准。他说你放心，我们出版社出的，一点问题没有，这是编辑、作者，用手摇计算机一个数据一个数据摇出来的。一个是对技术质量抓得紧，还有一个是对自己非常有信心。我们出的书，就是这个（没问题的）。”（陈延恭）

陈元直在出版界较早地建立起了选题计划、编审制度、三审三校、样书检查等一整套确保出版质量的制度规范。并且他一贯强调出版社要以编辑工作为中心，必须有一支业务过硬的编辑队伍，因此十分重视编辑队伍的培养与锻炼。他认为编辑工作有大学问，尤其是做好一个合格的科技编辑，应当既是专家、又是通才。他选派一些编辑人员脱产上大学，邀请一些专家学者来社讲课，提升编辑专业水平；对于专业水平较高的编辑，他也要求去听语法修辞课，认为过不了语言关是当不好编辑的。这些措施，对提高编辑人员的素质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

在陈元直的带领下，诸如《苏联机器制造百科全书》《机器制造工厂设计手册》等众多在当时乃至现在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影响的技术经典著作随之出版完成。

“他跟我说过，苏联当时没有专利法，它出的所有技术书里边的参数，完全可以拿到工厂里作为技术参数直接使用，根本不需要改动，所以对数字，工艺参数要求非常严格。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非常关注质量问题。”（陈延恭）

“我们在做工具书的时候，有一个要求，就是全、精、新、准，这样四个方面的标准。当时，出版物的出版周期非常长，主要是铅排版。比如说咱们的《电气工程师手册》，有三百多万字，也就是用铅字捡出三百多万字，再把它排列组合起来，特别是里边的表格、公式，它排版的难度就更大，所以说当时出书的门槛非常高，对图书质量的把控就更加严格，要求更高。”（牛新国）

陈元直认为，衡量一个出版社成绩的多少，不能只看赚了多少钱、出了多少书，而主要看出了多少传世之作。犹如一个剧团的艺术水平体现在不断上演的保留节目上，一个好的出版社也应该有经久不衰的保留节目。

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团结作者、服务读者，重视图书质量，重视编辑队伍培养，重视经典著作的出版传承，蒋一苇、陈元直对科技出版的真知灼见，仿佛挣脱时光的束缚，时至今日依然新颖如故、熠熠生辉。

蒋一苇后来虽然离开了他奋斗半生的出版事业，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但他对新中国科技出版的启蒙性贡献，将继续随着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发展而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

陈元直则将其一生都留在了机械工业出版社，留在了纵使历经坎坷却毕生追求的科技出版事业。因对科技出版事业的突出贡献，1987年他被授予首届韬奋出版奖，被公认为“科技出版工作的开拓者”。

“我父亲对韬奋奖是非常看重的，我后来看了，我父亲排第二，后来第三届他就是韬奋奖评委了。我知道邹韬奋在出版界很厉害，我父亲能得到韬奋奖他肯定非常高兴。”（陈延恭）

1952年12月20日，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式更名为机械工业出版社。

在革命年代的红色烽火中萌芽，在国家新生的开拓创业中扎根，在蒋陈科技出版思想的浇灌滋养下生花，机工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机工为新中国科技出版拓荒奠基。七十年筚路蓝缕，七十年栉风沐雨，服务党和人民的理想信念，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历久弥新的蒋陈出版启蒙思想，流入了机工人的血液，刻入了机工人的基因，凝结成机工人“集知播识，科技报国”的初心，激励一代代机工人奋勇前行。